居民个体收入、主观幸福感及影响机制(5)

　　此外，笔者还选择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是否生育孩子、政治面貌、人均住房面积、工作状态、自评身体健康、月均实际休闲时长、内中层交际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基于以上研究框架，结合学者对有调节中介模型的阐述[23]（P714-726），笔者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用于实证分析。在模型分析过程中，首先验证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其次分析变量的中介效应；最后探索调节变量对影响路径的调节作用。

　　在以上公式中，Y为因变量，即居民主观幸福感；X为自变量，即居民个体收入；W为中介变量，即居民个体收入效用；U为调节变量，即居民个体收入偏好；UX表示居民个体收入与偏好的交互项；UW表示居民个体偏好与收入效用的交互项；Z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婚姻、孩子情况、政治面貌、住房面积、工作状况、身体健康、休闲时长、中层交际和内层交际。公式（1）主要用于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公式（2）—公式（4）用于分析变量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的科学性，笔者分别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居民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并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分析个体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间的关系。根据居民个体收入分布的情况，结合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测量的特征，笔者把收入划分成九个等级；然后再分析不同收入组居民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的均值。见图2。

　　由图2可知，收入在2500元及以下的居民幸福感和收入效用评分最低，均值依次为5.93和4.22；均值最高的是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评分分别为7.84和7.64。可见，居民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值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呈现递增的线性关系，并且两者间的趋势线相交，这表明在收入达到或是超过某一个临界值时，收入效用值会高于主观幸福感评分；在收入未达到这一个临界值时，收入效用值低于主观幸福感评分。

　　由图3可知，收入排序第一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最低，均值为6.45；收入排序第二的分值为6.89；排序第三的评分为7.38；排序第四、第五和第六的评分依次为7.08、7.89和7.89，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居民对收入偏好程度的降低而上升，呈现递减的线性关系。从收入效用来看，居民收入排序第一的效用值最低，为4.80；排序第二的分值为5.45；居民收入排序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的评分依次为5.73、6.01、6.14和5.85，收入排序第六的居民除外，收入效用值随着偏好程度的减弱而上升，同样呈现递减的线性关系。此外，不同偏好程度居民的收入效用值仍然低于主观幸福感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