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民航往事(上)： 从“武民航”到“武航”

　　1929年1月21日，汉口法租界福煦大将军街和德託美领事街交叉口的美商美信洋行（L.E.Gale Company）里，原福中矿物大学校长、现洋行买办李善堂打开了刚刚送到的一封英文电报纸，电文发自上海南京路49号的美信洋行分号，内容是武汉民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自马霍尼飞机制造厂订购的5架瑞安型（Ryan B-1 Brougham）飞机已经到达上海，不日将抵达汉口，请通知民航会支付一万美元之尾款。

　　自此中国民营航空公司的历史大幕就此在武汉揭开。美信洋行旧址尚存，今胜利街与蔡锷路交叉口“久久商务旅馆”即是。

　　民国时期的武汉是可与上海并肩的中国最大最摩登的城市之一，远非今日可比。这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形态决定的。

　　民国时期买办性质的江浙财阀及其代理人把持国民政府中央，控制沿海各大商埠以及长江沿线，也就是控制洋货经销权。中央政府财政依赖关税，经济上依靠高价出售洋货剥削内陆半封建军阀性质的地方势力。

　　旧中国极端缺乏铺装公路，交通运输极度依赖铁路和水路。此时武汉的交通优势独一无二，水路上，武汉位处长江腹心，联通长江汉江及洞庭湖水系；铁路上，全国仅有的两条铁路干线，北上的京汉线，南下的粤汉线均始于武汉。

　　江浙财阀的洋货经长江运往内陆港口汉口，经卢汉铁路可卖到河南、河北、北京，经粤汉铁路可卖达湖南，还可换小船运往四川云贵。同时汉口也汇集各地方势力手中土产，销往中央政府控制的口岸。

　　此时汉口几乎成为中国内陆唯一商品集散地，经济政治地位自然非同一般，西方列强也在武汉设立各类商业机构，在汉口开租界，设海关，办洋行，建工厂，一时间武汉繁华空前。

　　国民政府的民航事业与汉口也颇有渊源。1927年1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在武汉设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张静愚任处长，辖有两个飞机中队驻扎武汉。1928年6月，航空处改组为军政部航空署，张静愚任副署长，所属飞机队改称航空队，仍驻武汉。

　　此时受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思想感召，志于发展航空事业的人士逐步形成航空组织。1928年8月，全国三大航空组织，即南京中央航空同志会、广东航空救国同志会及开封西北航空协进会于南京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将各地的航空协会整编为“中华航空协进会”，由军政部航空署张静愚担任总会常委。南京、广州、开封，武汉的地区组织分别整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特别区分会。

　　协进会仅由南京国民政府每月拨款9000元作为经费，且发放时断时续，对于发展航空事业无异于杯水车薪。此时国内战事稍显平静，武汉三镇商业很快恢复，大战之后盗匪充斥，急需便捷的通信通邮服务。广州协进会二特区分会此时从汉口美商美信洋行购买瑞安型飞机两架，其中“广州”号在随后的环飞全国中仅三个小时便从广州飞抵汉口。汉口总商会的商旅意识到飞机稳便快捷，提议协进会四分会购买飞机以供通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