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工业革命的秘密：TS阿什顿的阐释(3)

　　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最大的危机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危机。那些脱离土地并被锻造成专业技工的工人与那些越来越富裕的雇主产生了矛盾。在十八世纪早期，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他们经常共进烛光晚餐，或者在酒馆聚会。但大多数工业家常常只醉心于自己的冒险活动，对社会改革涉足不多。随着资本的运转，贫富分化开始出现。有些工人开始组织起来砸毁机器，维护自身的权益。然而，政府的立法却有些迟钝，公共服务的体系没有跟上。不过，很多志愿组织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英格兰在工业革命中所遇到的不适。

　　阿什顿非常同情那些在工业革命中努力维生的妇女和儿童。他讲到了在女人背上运煤炭的场景。他谈到了工厂学徒的工作情况，这些儿童很多只有七岁，而且实行的工作制度基本上比今天我们所讲的“996工作制”要严酷得多。他还提到了那些随着矿井被一起出售的苏格兰农奴。不过，阿什顿的同情心并没有把所有罪责归咎于政府，而是客观地评价和述说。

　　对工业革命的后果，阿什顿承认某些结果是有害的，比如说空气污染，但他认为工业革命的确惠及了普通百姓，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商品基本上不是奢侈品，而是平民百姓消费的必需品。

　　任何有情怀的作家都无法完全摆脱他的民族性，阿什顿也不例外。阿什顿出生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阿什顿安德莱恩（Ashton-Under-Lyne），帕特·安德森在序言中称赞阿什顿那种“在西北部工业区养成的勤俭节约、不信奉国教、以及中产阶级的教养”（p. vi），提到他“带着一种兰开夏的腔调”（p. xiv），这种英格兰性让阿什顿在著作中大力称赞英格兰人的创造力和进取精神。对于苏格兰人，阿什顿不得不表示出佩服的态度，因为工业革命中很多重要发明家要么直接来自于苏格兰，要么深受苏格兰启蒙的影响。对于爱尔兰人，阿什顿只能以朝气蓬勃来形容他们，这些人满足于较低的生活标准，住在肮脏的地下室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壮大了按济贫法领取救济金之人的队伍”（p. 99）。对印度和中国，阿什顿把它们当做反面例子来看待，认为它们的人口如此庞大，人民的生活标准非常低下，几乎和牲口没什么差别，阿什顿还把这些惨状归因于未经历一场工业革命的缘故。

　　对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研究者似乎一直在寻找答案。就连英格兰人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也对此非常关系，并提出了“李约瑟难题”。实际上，真相可能有很多种。

　　长期以来，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变的认识以******东在1939年作出的判断为主：“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626页）。但对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怎样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发展到资本主义，当时并无具体展开论述。外部势力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原有进程，这点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