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2 来源：原创/投稿/转载作者：管理员点击:
电影有记录历史的价值，透过电影，我们能看到一地一人一物的变化。创作者唯有尊重劳作者，作品方能生生不息。
年龄72岁，毕业40年，做导演35年，这个春节，张艺谋老当益壮，用一部《满江红》，再次证明自己是中国第一大导的地位。
而走进电影院的人，可能会发现，在映前的新片预告中，还有陈凯歌执导的《伟大的胜利》，由“强哥”张颂文主演，也将于2023年上映，很受期待。
在“第五代”电影人群体中，陈凯歌和张艺谋如“东邪西毒”，以他们的韧劲和老辣，在古稀之年，依然能调动大资源，打造大制作，活跃在台前。
回想起1984年的1月，寒冬季节，30岁出头的张艺谋和陈凯歌，曾来到陕西榆林，为他们要拍的一部作品搞调研，采外景，那是他们扬名立万的开始。
那年的毕业季，北京电影学院的学子们，出身电影世家的陈凯歌，顺利留在了北京，进入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
人生际遇往往复杂，福祸难料。当时正逢改革开放之初，万象更新，各单位都想拿出新东西来，大城市积重难返，小地方却灵活易变。
人才薄弱的广西厂，给了张艺谋机会，让他和一起分来的导演系张军钊、摄影系肖风、美术系何群组成青年摄制组，拍摄电影《一个和八个》。
毕业时，张艺谋曾希望能回到老家西安，进西影厂，但没有路子。没想到在他乡，倒是遇上了西影厂的剧本。
张子良是榆林子洲县人，1963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他喜欢看电影，但家里穷，没有钱买票，便兼职去给电影院干活，写影片介绍和宣传语，每次能换一张免费影票。
当时大学生进单位，先得到基层锻炼，张子良被安排到剪辑车间，一干就是7年。当然，那段时间也是中国电影空白期，电影厂只能拍新闻片、纪录片，即使当编剧，也没啥工作。
改革开放后，电影创作复兴，他写了一个剧本《阿Q正传》，在1981年鲁迅诞辰百年时发表，是中国第一个改编这个小说的人。
这个阶段，张子良创作开始暴发，他把郭小川的一首散文诗改成《一个和八个》，讲八路军一名教导员带动一群罪犯抗日的故事。
正好张艺谋这帮年轻人需要剧本，他们看了《一个和八个》，觉得和以往的战争片不一样，视角独特，人物新奇，就用了。
1983年4月开拍，11月完成，送到北京试映，请老师、同学和业界朋友来观看。大家被电影里那种凝重、凌厉的画面造型给震撼到了，一片叫好。
陈凯歌也在观众之列，评价说：“它是多年来想见未见的言志之作。我感到，我去看它，需要电影的眼睛，又尤其需要心灵的眼睛。”
他被分配到北京的厂里后，因为知名的导演多，年轻人只能帮打打下手，做个副导演，没有独立拍片的机会。
陕北姑娘兰花花与一名战士相爱，但战士上了战场，生死不知，家里人逼迫她嫁给大户人家，兰花花郁郁而死。后来战士归来，为她写下一首《兰花花》。
陈凯歌看了本子，感受到“作者对自己故土又悲又喜的感情”，但他觉得如果只停留在讲一个人的命运遭遇，格局不是很大。
西北风的故事，还是得需要西北人，最后找到了西安的赵季平。他比张艺谋大5岁，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也曾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
其父亲是“长安画派”代表画家赵望云，擅画陕北山水。受父亲影响，赵季平创作时，也喜欢民间采风。
当时西影厂导演吴天明正在拍摄电影《人生》，根据路遥小说改编，也是在陕北采景，所以他们就蹭了西影厂出外景的面包车。
先是到了延安市，下了车，接下来到乡里，就得靠他们自己步行了。一天要走几十里路，走沟下梁，和老乡们聊天，了解民情，夜晚就投宿在低廉的旅店“大车店”。
在安塞县，他们去听了民歌大王贺玉堂唱歌。贺玉堂有三绝：一是音高，比帕瓦罗蒂高四度；一是歌多，会唱2000多首民歌，张口就来；三是手巧，能剪4000多种剪纸。
接着，从安塞到了榆林米脂县。米脂是文化大县，有窑洞古城建筑群，李自成、貂蝉等历史名人，也是唢呐等民俗文化兴盛地。
那时刚改革开放，陕北地区的生活还是很贫苦。根据赵季平的回忆，大家晚上住店，脱光了睡在土坑上，把衣服卷起来吊到房梁，防止虱子咬。
之后，又从米脂到了佳县。佳县位于榆林市的东边，靠近黄河，境内有佳芦河流经，两岸芦苇丛生，古城“葭州”，读jia。
在这里，张艺谋和赵季平住一个屋子，两人谝闲传，张艺谋告诉赵季平说，以后如果自己当导演了，一定会请他来作曲。
一行人到佳县的目的是参观黄河，陈凯歌看到一个老汉，到黄河边打起两桶水，佝偻着身躯远去，深受触动。
也是在佳县境内，有一天傍晚，大家登上了一座高山，举目望去，如血的夕阳映照在沟峁纵横的黄土上，有一种雄浑悲壮的美。
于是，这个项目就定下来了，并有了方向：不再局限于女性反抗封建婚姻的故事，而是以大地为主角，展现数千年来中国人与土地的关系。
“举目四望，全是黄土，真是好大的一块土！这塬，非山非川，其实就是十余丈厚，方方正正地球上那么一大块土。千百年雨水冲刷，风化剥脱，人工垦耕，成峁，成沟，成千变万化的山梁。”
由此，他也产生了拍摄这部片的方法——“使摄影机不动，就像那块土”。《黄土地》中大量凝固悠远的长镜头，成为标志。
但是1985年5月，《黄土地》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轰动一时，港台电影人纷纷点赞，认为影片摆脱了大陆文艺的老套，是过去作品中罕见的。
陈凯歌是导演，他奠定了故事基调，开拓了思想意境，功力藏在背后；而张艺谋的摄影，如油画般浓烈，如雕塑般厚重，又如书法般写意，直击灵魂。
新上任的西影厂厂长吴天明很精明，立刻邀请张艺谋和他合作，又是帮家属调动工作，又是给最好的待遇，最终把张艺谋借调到西影厂。
两人合作的《老井》，张艺谋担任摄影师和主演，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这是当时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最高奖项。
之后，吴天明又支持张艺谋当导演，拍摄了《红高粱》，捧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超越《老井》的成绩。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世界。
张艺谋也遵守承诺，邀请赵季平为《红高粱》作曲，获得金鸡奖最佳音乐奖。靠电影音乐带动，赵季平名声大振，多年后担任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他的作品《孩子王》《边走边唱》相继入围戛纳电影节，最终在1993年凭借《霸王别姬》成功摘取金棕榈，也是中国电影至今唯一的金棕榈。
而编剧张子良，在此之后，他的剧本《默默的小理河》，终于由自家单位西影厂立项拍摄，一部立意新颖的战争反思片，获广电部优秀影片奖。
回到八十年代，《黄土地》《红高粱》等片的出现，让西部地区成为中国电影的圣地，榆林市也因此和电影结缘，常有摄制组来此取景，展现这里的壮丽风光和深厚文化。
西影厂导演滕文骥，本来专门拍都市青年题材影片，受西部风潮的影响，拍了一部《黄河谣》，巍子和葛优主演，获得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影片讲述的是陕北地区“脚夫”这一职业的故事，又称“赶牲灵”，他们常年行走在外，用牲畜为他人运输货物，也就是那时候的快递员。
《黄河谣》的主角原型是榆林绥德县的民间歌手李治文，因为唱歌好，远近闻名，1951年被吸收进中央歌舞团，曾为首长演唱《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兰花花》等陕北民歌。
1994年，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东邪西毒》，云集了张国荣、梁朝伟、林青霞、张曼玉等巨星，影片在榆林的毛乌素沙漠、红石峡、建安古堡等地取景。
红石峡因为山上石头呈红色而得名，有“万里长城第一胜景”之誉。建安古堡建于明成化年间， 是明代长城线营堡之一，历经历史的风雨冲刷，土墙依然雄壮。
如今，《东邪西毒》中的毛乌素沙漠，经过几十年的生态治理，已大为改善，80%的面积被绿色的植物所覆盖，沙漠面积逐渐缩小，不久将从地图消失。
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拍摄，张艺谋担任总监制，其中《回乡之路》单元，讲述“沙地苹果”经销商帮助家乡致富的故事，在榆林佳县赤牛坬村取景。
实际上，赤牛坬村靠红枣致富，是全国“四大枣乡”之一，同时打造旅游产业，将产品和文化结合起来，被评为中国“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
2017年，从榆林府谷到渭南华阴的“沿黄公路”通车，为榆林发展旅游经济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适合自驾旅行，一睹黄河盛景，心旷神怡。
途径的佳县段，是景点最密集的县城之一。除了赤牛坬，还有大美石窑、泥河沟、香炉寺、白云山、木头峪、荷叶坪等地，都值得一游。
那时候，佳县农村还很贫瘠，农民普遍贫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的榆林大地早已今非昔比，不管是经济还是生态，都有巨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