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无人道(cǎn wú rén dào)是真的吗?

　　“我不是国民党官员，可能代表不了您，不过我可以成为你们中间的见证人，帮您传达意见，但您仍需派出一名代表与我同行。”

　　在两人的努力下，傅作义与共产党共同签署《会议纪要》，共产党不费一兵一卒，实现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历史性事件。

　　这个人就是张东荪（sūn），中国民盟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北平和平解放后，他的地位在民盟内部跃居到第三位，仅次于张澜和沉钧儒。

　　张东荪于1886年12月9日，出生在浙江杭县（今杭州市）。父亲是为官清廉，可惜生不逢时，当官无望，转向治学，诗文造诣不凡，对两个儿子的影响很大。

　　张东荪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形成了旧式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格气质，即中庸、清高、自命不凡、爱好名誉。

　　1904年，张东荪考取官派留学资格，前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在日本他看到了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深知国难日深的严重局面，产生了强烈的入世救国之心。

　　1907年，他结识了前来日本讲学的梁启超，接受了立宪派的改良思想，遂与友人蓝公武等人创办了《教育》杂志，大肆宣传教育救国理念。

　　这份杂志虽然不久就停办了，但却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介绍到了国内，堪称张东荪以后以“政论家”身份“指点江山”的首次尝试。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身居北京的张东荪迅速南下，参加临时政府，并任内务部秘书。南北议和后，他退出新政府，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办报议政。

　　三个多月的从政经历让他看到了目前中国政局的困境，他认为国家此时急需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并不在做具体行政工作，即“干政治”，而是监督政府启发民智，即“评政治”。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是一位极为活跃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评论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

　　他对当时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内阁制、联邦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为民国初期着名的政论家。

　　1917年，张东荪开始主编当时着名的《时事新报》，第二年创办副刊《学灯》。在他主持下，《学灯》逐渐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诗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

　　1927年，由于国内被白色恐怖笼罩，张东荪感觉“自己完全成为了他人的喉舌”，于是彻底脱离报界，从事教育，先后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国立政治大学哲学系教授和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尽管张东荪一心想要脱离政治，从事新文化运动，但满腔热血使他无法完全与政治隔绝，他始终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两者之间。

　　1931年10月，他与张君劢（mài）、罗隆基在北京成立“再生社”，有“再造中华民国”的意思在里面。

　　1934年10月，他与张君劢在天津召开再生社临时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

　　该党的理论基础是“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提出“修正民主政治”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训政，还政于民。

　　虽然张东荪早期并不能接受共产主义，并且对辩证唯物主义嗤之以鼻，但通过“哲学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为他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并最终接受与其合作准备了思想条件。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的号角在中国吹响。时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的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局势，他提出调和共产党与国民党，要求两方同时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月，他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借会议之机准备将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看出国民党并不打算真心与共产党合作，他知道国民政府不一定会采纳自己的意见，遂扫兴而归。

　　在燕京大学教书期间，他一边讲课，一边关注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情况，暗中与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前往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或者西南大后方。

　　他预感美日必然开战，提出先行解散燕京大学，将教师和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者西南大后方，他自己却留在了北平。

　　1941年，国社党与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东荪任中央常务委员，后兼任秘书长。

　　同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强占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另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被押送到旧北京大学的红楼（日本宪兵总部），关进大牢。

　　他们邀请张东荪当“教育部长”、“北京市长”。张东荪不像周作人，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利用各种借口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

　　“他们想让我答应与汪伪政府合作，我‘狡猾’地说：‘我向来是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他的政府也是国民党，我绝对不可能与他合作。’”

　　1942年2月，他已经被关两个多月了。日本人见他嘴硬，将他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后来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

　　6月18日，张东荪被日本军部判处监禁一年半，缓期三年。在日本人的监督下，写了一张“出狱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人保释出狱。

　　在北平的这三年，他表面上获得自由，实际上一直处于软禁状态。每天日本宪兵都会去他家拜访，真正的目的是监视他。

　　虽然张东荪一直有逃上北京西山的想法，但由于身体抱恙，最终没能实现。苦闷之余，他开始靠写作打发时间。在这一期间，其独立的知识论体系、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渐进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理论逐渐形成。

　　重庆谈判后不久，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挑起国共内战。张东荪开始放弃此前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第三条道路（融合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政体）”设想。

　　此后，张东荪开始秘密和中共高层接触，并建立了联系。这种思想和行动的调整，为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扮演“牵线人”的角色准备了条件。

　　1948年6月，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平津战局十分危急。傅作义作为华北“剿共总司令”，不愿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古城遭到破坏，成为民族罪人。

　　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早已进行的平津战役开始收尾。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为打破僵局，中共找到当时声名赫赫的张东荪，希望他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能够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

　　此前，傅作义也早就向中共联系人表示过，他希望请第三方面党派和知名人士，在他和中共之间斡旋的意愿。

　　军委致林彪的电报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就是张东荪主办的《时事新报》读者，也是撰稿人。

　　毛主席认为张东荪是闻名全国的“抗日教授”，他的话比共产党人的言论，更容易被知识分子接受，所以主席明确提出，请张东荪联系并参加解放军与傅作义的和谈，充任“见证人”这样一个重要角色。

　　张东荪欣然接受，表示愿效犬马之劳。在与傅作义的会晤过程中，他用尽全身解数，从天下大势、傅作义的处境到其应该选择的道路，终于使对方放弃了继续抵抗的念头，同意派出代表与解放军谈判。

　　1月10日下午，张东荪和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与林彪、聂荣臻，就军队出城改编、城市管理、人员安排进行最后磋商。

　　解放军苏静处长整理出一份《会谈纪要》，并强调傅作义必须在14日前答复。林彪、聂荣臻依次在《纪要》上签字，周北峰随后也签了字。轮到张东荪签字时，他拒绝了：

　　北平和平解放后，张东荪十分自豪地认为，使北平这座千年古城免遭战火，是他这一生中做得最大的一件好事。

　　“北平是一个精美的花瓶，傅作义是躲在里面的老鼠。老鼠固然可恶，但如何让老鼠出来，又不损害花瓶呢？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

　　10月19日，毛主席将他任命为政务院（国务院前身）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这只是张东荪在政坛上的昙花一现，不久他将为自己幼稚的行为买单。

　　签订完《会议纪要》后不久，张东荪果然与费孝通、雷洁琼等人，到石家庄西部的西柏坡拜见了毛主席。

　　会谈中，毛主席批评了张东荪提出的“中间路线”和反对“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观点，认为包括他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

　　中国如果想要平稳发展就不能与美国对抗，不能当美苏争霸的牺牲品。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他在政协会议上做出了一个“反常”的举动。

　　在政协会议选举新政府主席的不记名投票中，他投了毛主席的反对票。毛主席以575比1（共有576名代表）的投票结果，当选为国家主席。

　　张东荪不认可“一边倒”，同时又感觉说服毛主席是不可能的。他想起了自己的锦囊妙计——中间路线，企图凭借自己的力量，通过民间渠道向美国表示：

　　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张东荪遇到了自称与美国有联系，实际上是美国间谍的王志奇，并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

　　王志奇故意引诱张东荪，说他的话不够分量，没有什么可靠性。为了证明自己在中国政界呼风唤雨的分量与能量，他竟然糊涂到，将当时尚属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和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用笔勾出交与王志奇，令其转美国国务院参考。

　　后来，张东荪总算察觉出王志奇的异样，断绝了与他的联系。不久后，王志奇被警察逮捕，他在供词中一口咬定，是张东荪主动向自己提供国家机密，并要求其转交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

　　刑侦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查，进一步证实了张东荪确实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以及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本来，张东荪罪行严重，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惩处，毛主席却对他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即对他进行教育，顺便也教育一下高级知识分子中崇美思想严重的人。

　　“彭真已经向我报道了此事，他要将张抓起来，我认为不必，文人造不了反。但我以后不愿再见到他，先看他如何向我检讨吧！”

　　后来张东荪在民盟总部接连检查了4次仍通不过，民盟主席张澜约李维汉和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一同拜见毛泽东，张澜说：

　　“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以后不能与我们一起开会了。让他自己辞职，既往不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被定性为“坏分子”的张东荪，自然不敢再住在燕东园了。于是，他举家搬到校内朗润园178号，将燕东园的房子让给了别人。

　　此后十几年时间里，张东荪虽然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但一个“国家叛徒”怎会有上课的资格？这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对平静，与外人往来稀少，只能赋闲在家，从此以作旧体诗词自遣。

　　1960年马寅初离开北大后，张东荪也被清出北大，工资关系转到北京市文史馆，但一家仍住在朗润园。

　　1965年，张东荪搬到北大东门外大城坊37号一座大杂院里。几家住户共用一个厕所，用水从胡同里提。张家提出安装自来水，学校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张东荪就在这座大杂院里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寿辰。

　　1968年1月，已经80多岁高龄的张东荪被人以“叛国罪”逮捕，关进了秦城监狱。他被捕后不久，长子张宗炳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但他们父子互相并不知道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此后几年，张家人没有见过张东荪，直到他的女儿张宗烨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恩来写信，信中没有提到张东荪，只询问了张宗炳的下落。

　　这封信竟然转交到了周恩来手中，他批准张家可以到秦城监狱探监。这时张东荪已转移到复兴医院，张宗烨陪着母亲赶往复兴医院，这对恩爱的老夫妻终于见面。

　　据说张东荪在临终前，得知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成功访问了中国，中美两国和解并且发表了《上海公报》，激动不已，竟老泪横流，喃喃自语道：

　　纵观张东荪的一生，可以看出他还是非常爱国的，不然他也不会提出所谓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中找平衡，积极避免内战的爆发（虽然没有成功）。

　　可是他在晚年却幻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来打通中美关系，并私自传送国家机密文件给对方，可谓愚蠢至极。

　　其中的道理哪怕一个没读过书的放牛娃都能明白，但张东荪竟敢直接跳过中央政府的批准，胆大包天，在未清楚王志奇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将国家的机密交给他。

　　最后，笔者还想告诫大家，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将自己知道的国家机密透露给别人，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